特约撰稿 | 张东升

来自帮宁工作室（gbngzs）的报道

1973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二里沟汽车制造厂工作。到2013年7月退休，我在北汽工作整整40年。退休后，又在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工作，继续为北京汽车产业服务，迄今已有5年多。

北汽从1958年6月20日北京汽车制造厂诞生开始，已走过60年历程。这60年来，北汽经历了1958年~1978年的艰苦创业期；1978年~2007年的改革发展期；2008年至今的跨越发展期。

如今北汽已成为北京市工业第一支柱产业，中国汽车工业五大集团之一，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第124位。

作为在北汽奋斗40多年的老员工，我深深为北汽发展的辉煌而自豪，也为能参与北汽从无到有，到由小到大，再到由大变强的无悔人生而庆幸。

01.

5年部队生涯

高中毕业后，我先在人民解放军服役4年。部队的锻炼，让我受益一生。

1950年7月，我出生在北京。1968年，我从北京工业学院附属高中毕业，原本打算和同学到陕北插队。打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工宣队连长张师傅（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劝我说，年底前有参军机会，小伙子应该到部队去锻炼。

在那个火红年代，能参军成为解放军一员，是年轻人最好的向往。但我有些担心选不上，张师傅坚定地说，如果当不了兵，就去北京重型电机厂当工人。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当年底，我幸运地通过选拔，成为一名海军战士。我所在部队是一支英雄部队，既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战功，又在抗美援越战场上立过战功，他们刚从越南战场返回祖国一年。

在部队里，我从一个刚出校的学生兵，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首先，要过吃苦耐劳关，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部队背给养时，农村兵一扛就是100多斤，起初我连50斤都扛不上去，后来练得也能扛100多斤，身体强壮起来。

其次，学会做思想工作。刚到部队几个月，我就加入团组织，当年被提为副班长，第二年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在连队领导传帮带下，我学会了带兵的本领。

第三，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部队位处福建前线，是一线战备部队，令行禁止。4年战备生活，我们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第四，坚持上进心，打破虚荣心。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帮助我克服爱面子的虚荣心，反复敲打教育我。入伍两年多后，在建党五十周年（1971年）之际，我加入了党组织。

第五，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那些从战场上通过生死考验的老兵们，言传身教地为我们树立当兵为人民的信念。

02.

到车间一线

北京二里沟汽车制造厂（1976年1月更名为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前身是北京市交通局修理公司二厂（汽修二厂）。1958年，汽修二厂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卫星牌微型轿车试制任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肯定。

1960年代中期，为解决马车运输的落后局面，北京市政府向交通局下达研发轻型载重车任务。交通局组织力量在汽修二厂研发。1966年4月28日，2辆两吨轻型载重车样车出世，填补了我国两吨轻型载重车空白。

应该说，这个厂当时并不具备汽车生产条件，加之又处于十年动乱初期。但靠着为中国人争气，为解决首都运输落后局面争光的使命感，全厂职工发挥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硬是闯出一条由修理厂转变为汽车制造厂之路。

我刚进厂时，全厂职工不到2000人。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到热处理车间产品组当工人。劳资科领导对我讲，热处理车间是老大难单位，是全厂生产的瓶子口，急需补充力量，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工作。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希望你能去。

那时候工厂尊重复员军人意愿，热处理工作条件差，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我也想到总装车间或机修或工具车间，工作条件好，还能学技术。但经过部队锻炼，服从组织已成为习惯，因此我同意去。

我这种态度，给劳资科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两年后调我到厂部时，劳资科长高兴地说，你刚报到时的表现，我们全科都很有印象，当时就认为你是一个好苗子。

到车间第一个感觉是热。条件确实差，真是“热”处理，箱式炉，井式炉，盐浴炉，每个工位成百上千度。淬火时油烟四起，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个感觉还是“热”，让人心暖。班组的师傅和师兄弟带我领工作服和劳保用品，手把手教我操作教程和工作技能，使我有种回家的感觉。尤其是孟师兄，第二天就给我做好一个工具柜。

我虽然对工业知识一无所知，但不怕吃苦受累，同时虚心好学，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工厂正处于试生产阶段，设备条件差，工艺缺陷多，产品合格率低。比如汽车后桥差速器的被动齿轮，淬火工序靠手工，造成大量产品变型超差，严重影响生产。

我清楚地记得，车间东半部码放的次品有几百个，占当时近半年用量。无法再加工，又舍不得报废。为解决生产难题，厂部决定争取进口一台瑞士自动淬火压床，需要几十万美元，几年也批不下来。

我进厂半年后，动员车间领导带领大家自己干。我们组成三结合攻关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制造出一台三联装液压淬火机床。产品合格率近100%，二次淬火挽回几百件不良品。

为改善劳动条件，我们还自制成功车间急需的天车，自制成功连续淬火炉，用中频淬火解决汽车后半轴质量难题等。

我非常喜爱这个火热的群体。大家对产品的热爱，像对家人一样亲，都把BJ130叫做“咱们的小卡车”。为小卡车尽快上马，为多出车，出好车，什么难关都能攻克。

不到一年，热处理车间就摘下老大难帽子，成为全厂先进车间。我在全厂也有了知名度，大家都说，热处理来了几个复转军人，热处理车间变样了。

也许是受父亲是老军工的影响，也许是受工厂老技工的影响，我希望成为一名高级技工或者工程师。为此，我掌握了热处理操作技能，学会了电工、电焊工和钳工技能，自学金属材料学、热处理和金相学、机械制造和制图、汽车构造等。

当我在热处理车间如鱼得水，工作得心应手时，我面临人生一大转变。

03.

走上管理岗位

1975年初，厂党委调我担任团委副书记。车间党支部书记国凤生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本想让我在车间接书记的班，但考虑到全厂青年工作需要，希望我能服从大局。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意料。我进厂不到两年，一心在车间里工作，对全厂情况了解甚少，加之志向又不是政治工作，所以希望书记帮我辞去这个安排。

书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他反复开导我要服从大局，敢挑重担。最终我服从组织安排。这样，不到25岁，我就开始做企业管理工作。

这时BJ130经过几年攻关改进，因为造型美观，性能优越，质量可靠，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急需扩大产能。1970年代中期，工厂几经扩建改造，职工人数发展到4000多人，其中90%以上最近几年进厂的年轻人。

团组织恢复后，由于仍处非正常时期，团工作开展很困难。厂党委要求我尽快把团的工作开展起来，把青年人引导好，为BJ130发展发挥生力军作用。

连队共青团的工作经历，帮我很快打开局面。我争取两级党组织支持，组成骨干队伍，围绕小卡车大干快上开展工作。一支支青年突击队活跃在各条战线，技改技革小组捷报频传，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典型。

举个例子。工厂西门原本是临时通道，不适应工厂发展需要。当时体制下，要报改造计划，批准项目资金才能动工，计划迟迟批不下来。主管领导十分着急，找我商量能否组织青年自己干？

我认为这是锻炼队伍的好机会，又是工厂急需，马上组织周日义务劳动大会战。几百人的青年突击队，十几面突击队的红旗，基建科团员开来全厂仅有的一台推土机，人拉肩扛大干4小时，完成西门改造任务。

再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工厂造成损坏，职工家庭受到冲击。我们迅速组织上百名青年骨干参加护厂队，吃住在厂两个月，保证工厂安全，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从1975年初到1979年8月，我在团委干了4年多。这期间，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人才，是一大批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的黄金时期。退休后我们遇到一起，都非常怀念那个青春热血的年代。

这时我得到一个机会：组织推荐我到北京经济学院企业管理进修班脱产学习一年。

04.

我的大学教育

我一生中有三次机会走进大学校门。

第一次是1978年9月~1979年7月，在北京经济学院企管班进修一年。第二次是1983年~1986年，在函授大学学习企业管理。第三次是1995年~1997年，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学习。

这三次学习中，只有第一次脱产学习。当时国民经济进入恢复发展期，为尽快解决企业发展困境，北京市经委委托北京经济学院举办一期干部企业管理进修班，每个局和总公司选派一人参加。作为北京汽车工业公司的选派人员，我成为进修班学员。

由于人民大学还未恢复，经济学院的老师多为人民大学的老教授。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计划管理、统计管理等是主要学习课程。这次学习，我系统地接受现代企业管理教育，既大开眼界，又受益无穷。

第二次是函授教育。因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不能脱产学习。刊大教育的方式，尽管有不正规问题，但课程设置很合适企业干部所需。我们不仅学经济理论，还学工业会计和工会统计学等专业科目，包括微积分、概率和数理统计等。

第三次是政法专业学习。我的毕业论文是结合工作实际，对《劳动法》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系列问题提出思考，被评为优秀论文。

企业管理进修毕业后回厂，我担任厂长办公室副主任，主管企业管理。厂长办公室可接触各项工作，还能接触各位厂领导分管工作，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我还担任过全厂中层干部的小教员。当时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多是工人出身和技术干部，企业管理停留在个人经验水平。厂党委决定举办中层干部企业管理培训，交给我经济理论16个课时的教学任务。我要用工农干部听得懂和听得进去的语言，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授给大家，很是费了一番力气。

05.

“三老带一小”

1982年初，厂党委决定成立综合计划科，让我当科长，调厂里“三老”来当副手。

“三老“包括丁泽震（丁老，第一位高级经济师）、马宝庆（马老，高级工程师）和夏祖德（夏老，第一位高级会计师）。三老带一小，小的当正职，既体现厂党委培养年轻人的决心，也体现对计划科的重视和支持。

“三老”德高望重，都是解放前后大学毕业的老技术管理干部。他们以事业为重，手把手传授我专业知识，是我一生的榜样和恩师。我也从来没把他们当副手，而从心里看作是师尊。

我们首先制定综合计划管理体制，这是厂里第一套由18项专业计划组成的综合计划体系。我清楚地记得，一整套综合计划表式，几百个计划指标，“三老”如何设计修订，如何与专业部门协商沟通，如何一丝不苟地测算平衡。

综合计划体制的建立，使北二汽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年多后，北二汽通过北京市政府“企业五项工作整顿”验收。

这一年，我们还承担北二汽“六五规划”编制任务，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五年规划编制工作。

计划管理体制下，五年规划决定发展大局，如果得不到上级批准，资金无法落实，对企业将会造成致命影响。北二汽经济效益优异，每年盈利超过资产原值，号称每年能赚一个厂。但盈利全部上缴国家，企业花一分钱都必须有指标。

在“三老”帮助下，我们反复沟通，争取上级支持，完成规划编制、上报和批准任务。

综合计划科是我走上专业管理岗位的第一站，也是我熟悉和积累企业管理经验的重要平台。一年多后，我的岗位再次发生变化。

06.

能上能下

1983年10月，我被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进入厂级领导班子。到1994年10月调任北汽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工会主席，进入集团领导班子，我在厂级领导班子工作11年。

这11年中，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改革不断涌现：国有企业经历厂长负责制、经营承包制、投改贷、合资企业、劳动合同制、企业重组联合以及企业破产改制等新政。我们时时都要经受各种严峻考验。

对我个人而言，工作岗位也多次调整，而且是“三上两下“，这种特殊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所谓“三上“：一是1983年10月，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二是1985年1月，我被提为党委书记。三是1989年9月，我又被提为党委书记。

所谓“两下“：一是1984年5月，我改任党委常委、人事部经理。二是1986年6月，我改任党委副书记。这两次下调，一次主动，一次被动或半主动，但我都经受住了考验。

第一次“下”，是为两个企业合并顺利，我主动承担。1984年北二汽生产的BJ130全国有名，供不应求。而北二汽地处城区（首体南路），占地面积不足20万平方米，急需更大生产场地。

经过多方努力，北京市政府批准把顺义的北京内燃机配件厂并入北二汽。北二汽不仅获得十几万平方米新厂区，而且顺义县还为北二汽预留1000亩发展用地，这是今天顺义汽车城的开端。

两个企业合并是好事，但厂级干部安排却是个大难题。两个厂厂级干部加起来有近20人，尽管班子中一些老同志主动让位，担任顾问等职务，但仍有些年轻干部进不了班子。

我主动提出不进班子，改任行政管理岗位，得到公司领导支持。我改任人事部经理，保留党委常委。这次“下”，下得很光彩。为了企业发展，个人地位真不算什么，很多老革命老领导早就为我们做出过表率。

改任人事部经理后，为解决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旧分配体制，我带领人事和劳资部门，提出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在北京工业企业率先采用新型结构工资。结构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津贴、工龄工资、奖金五大类构成。这是对老的八级工资制的根本性变革。

事实证明，在不同岗位，同样能有所作为，同样能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1985年1月，我被任命为厂党委书记，成为厂主要领导干部。

第二次“下”，是被动的或半主动的“下”。

1986年6月，为加强北二汽工作，上级决定送派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生马永山担任厂长。原厂长重新安排，由于有困难，建议他改任党委书记。我的工作岗位连带发生变化，可调到总公司处室任职。

因不愿离开熟悉的一线工作，我选择下调为党委副书记。得到公司党委支持。我半主动地“下”来，心中坦荡。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不彻底的调整，为公司埋下党政不合的隐患。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对待职务变化。改任书记的同志，并不服气被调整，后来利用合资机会把马厂长挤走。结果在合资企业新环境下，该同志犯了错误，被开除党籍。

第二次无辜受牵连被降职，我并没有受多大影响，这要感谢部队的锻炼和培养。我在厂党委副书记岗位工作2年，1988年5月调任北京旅行车股份公司（北旅公司）总经济师。

北旅公司是从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起来的股份制企业，生产北京牌旅行车，当时也是名牌产品。由于企业底子薄，生产设施水平低，工作条件比不上北二汽，但领导创新意识强，职工能吃苦耐劳。

北旅公司总经理王金权是个知名企业家，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开拓出一条新路。北旅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在上交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

我在北旅公司总经济师岗位工作一年多，主管计划管理和产供销全面协调，这对我是个新挑战。当时北旅公司最大困难是批量化生产组织问题，生产前松后紧，产品质量不稳定。我和主管领导协商，开展以均衡生产为抓手的整顿工作，北旅公司生产发生重大改变。

1989年6月，北旅公司召开职代会，我做了生产经营分析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运用管理数学知识，对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进行分析总结，引起热烈反响，我也有些专家型领导形象。北旅公司做出专门决定，建立公司季度经济分析制度，提高管理水平。

不料，我很快又接到调令。

07.

合资企业也要加强党的领导

1988年4月，北二汽找到合作伙伴，成立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北轻汽）。为消化吸收日本五十铃N系列轻型载重汽车技术，实现BJ130汽车更新换代，为年产10万辆汽车制造基地创造条件。

企业发展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北轻汽同样如此。合资之初，由于受自由化思潮影响，一些领导片面强调合资企业的特殊性，否认或弱化党组织作用，否认职工主人翁地位，造成劳动关系紧张，甚至发展到停工群体事件。

1989年9月，北汽集团党委紧急调我回北轻汽，担任北二汽和北轻汽联合党委的党委书记。

在中外合资企业开展党的工作，确实存在不同于国有企业的特殊环境。既有中方员工内部认识问题，还要争取外方的理解和支持。

虽然我离开老企业一年半，但仍有群众基础，为工作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我首先统一中方领导班子思想，然后与合作方加强沟通，争取外方支持。

事实证明，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负面教训，已使各方认识发生变化。合资企业也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也要依靠广大职工才能办好企业，很快成为共识。

在此基础上，北轻汽公司党委根据实际情况，于1990年提出“恢复性加强党的工作”安排，使党的工作和工团等群众工作得到改进，企业劳动关系得到改观。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外商投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党组织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应该如何定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纪念北轻汽公司合资5周年时，我在厂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到两个重要体会。

一是，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找到一条大中型企业振兴之路。二是，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找到合资企业生存发展的振兴之本。

回想这40多年来对各类企业的管理经验，国有企业离不开党的领导，合资企业离不开党的领导，甚至民营企业也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企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08.

工会应以维护为基本职能

1994年9月，我调任北汽集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这一干就是17年，直到2011年5月。

我长期在基层企业工作，对工会工作比较熟悉，但真正主持工会工作，仍然是个新挑战。担任工会主席时，恰逢我国第一部《劳动法》颁布实行，全总提出工会要坚持以维护为基本职能的工作总体思路，全国工会工作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从整体上增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职能，成为工会改进工作的突破口。集团工会在全集团推进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各级工会组织围绕“该不该维护、敢不敢维护、会不会维护”统一思想，工会工作从指导思想到工作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两年努力，北汽集团各企业普遍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覆盖面接近100%，成为北京市工会系统的先进典型。

1999年12月7日，全总主席尉健行同志到北京吉普公司了解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落实情况，充分肯定了我们工作。

我们坚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双维护原则，重点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进行细化，先后建立特困职工帮扶机制、金秋助学机制、送温暖机制、结对帮扶机制、技工培训和技能大赛机制等系列新制度。

比如对待特困职工，推进建档制度，实现应保必保。工会主席作为第一责任，决不让一位困难职工失保。金秋助学制度，每年对困难职工子女进行资助，保证让每位职工的子女不能因经济困难而失学。

还有技工培训和技能大赛制度，保证企业教育经费支用于一线职工培训。几年后，一线职工技师达到上千人，高级技工上万人。我们推出首席技师制度，建立高级技工工作室，树立一批蓝领职工技能人才典型，有效维护一线职工发展权益。

09.

为职工办实事

2003年初，我被北京市总工会推荐为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并连任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在北京市政协大舞台工作10年。

参加政协工作之初，我从未想到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可以发挥如此重大作用。而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委员提案制度。

我们工会界有30多名委员，重点关注首都职工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这10年来，我们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

比如职工退休金偏低，与公务员退休金差距过大的问题，我和委员左立臣从2004年开始提案。事情起因是房管局有位干部，工作能力很强，被派到房修公司担任领导。企业改制后，他从社保领取退休金，而与他同在房管局工作的部下，却按公务员领退休金，差额竟高达3倍，分别是1000多元/月和4000多元/月。

此事经电视台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经北京市社保局努力，提出新的企业职工退休金计发办法。从2008年到2010年两种方案并行，2010年后按新办法执行，提高企业职工退休金水平，缓解了社会矛盾。

再如职工医药费报销问题，当时一年只能报销两次，而且比例偏低。职工医药费要自己先支出，往往积压半年也报不回来，职工意见很大。我们从报销比例、报销流程等方面提出改进提案，使几百万职工受益。

我的个人提案，有两项获得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奖。

其一是，2006年关于公租房的提案。很多职工买不起房，私房房租又很高，造成广大职工不满。我就借鉴国外经验，政府建设公租房，解决低收入职工住房困难。提案得到政府主管部门重视。

其二是，解决农租房问题。这是很多国企面临的难题，过去企业与大队联合建房，成为职工临时住房。房改后，企业无力把职工搬迁出来，农村土地开发又不允许企业职工再住下去，形成尖锐矛盾。北汽集团就有上千户这种问题，有的还形成严重群访事件。

我提出由北京市政府牵头，统筹解决农租房问题的提案，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后来据北京市国资委领导讲，有上万户职工受益。

这10年来，我真正体会到，政协组织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舞台，是一个真正为民生改善办实事的地方。一个提案的成功，可以解决几十万甚至百万人的困难。

10.

还要为北汽干点事

2013年7月我正式退休，实际从2011年退出领导岗位。北汽集团公司党委推荐我担任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会长（简称北汽经研会），我在这里工作至今。

北汽经研会由北京市经信委主管，挂靠在北汽集团，是北京市级社团组织。主要为政府提供北京汽车业发展的智力支持，重点为北汽集团发展发挥智力平台作用。

北汽在改革大潮中几经起落。尤其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体制、产品、资金三大难题困扰，全行业亏损，几万名职工下岗分流，已陷入破产边缘。

2002年，以北轻汽优良资产为基础，以北轻汽近900名职工为骨干，北京现代项目组建，北汽浴火重生，开启大发展的新时代。

尤其是徐和谊同志担任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后，带领全公司走集团化发展之路，解决了北汽长期存在的散、小、差问题。北汽进入跨越式发展新阶段，创造了北汽发展的现代速度奇迹。

徐和谊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他要求把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北汽软实力平台，促进北汽核心竞争力，作为北汽经研会的重要任务。

北汽经研会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北汽历史展厅的筹建任务。经过近一年努力，我们出色完成任务。从2004年开始，历史展厅已接待10多万人次参观，成为传承北汽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北汽经研会还开展北京汽车历史研究工作，采访老领导、老员工，在北京汽车史料专刊发表200多万字，出版北京汽车史话之集团卷、北汽摩卷、北京吉普卷、北内卷、北二汽和北轻汽卷、汽车灯厂卷。筹备出版北齿卷、靠垫厂卷、仪表卷、北旅卷等100万字。

北汽经研会十分关注汽车发展趋势，对新能源汽车、数字化革命、网络化、轻量化、绿色发展等前沿科技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及时提出建议，为北汽集团发展提供支持。

我已年近七旬，我在北汽培养成长，我愿把一生奉献给北汽。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被授予“中国汽车改革开放30周年杰出人物奖”。2011年我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模范工会主席”称号。

（本文作者为北汽集团原党委常委、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