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金特、索罗亚、佐恩等作为同时代的画家，在19世纪末赴法学习绘画时，正是印象派与学院派并存的时代。本就有着严格造型训练经历的他们，对于当时巴黎所谓的先锋派艺术始终保持着冷漠的态度。他们也寻求对外光原理的认知在绘画中的合理表现，但他们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象主义。他们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不脱离传统的深刻革新。他们依然被视为19世纪传统绘画的新秀。
自然，这些画家倾心于委拉斯贵支、哈尔斯的艺术，因为在所有古代的大师中，这两者的绘画语言可能是最具现代感的，或许也代表了学院派对“现代性”理解的标准与典范。
约翰·辛格·萨金特 杜兰 116.8×95.9cm
萨金特于1856年1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父母为美国人，1874年拜于杜兰（Carolus Duran）门下，并在巴黎美术学院注册。1882年《手持蔷薇的小姐》在沙龙的入选，使萨金特成为全场最受注目的年轻艺术家，一举成名，之后一路顺遂，直到1886年离开法国。相较于萨金特，索罗亚与佐恩在法国的学习性质更类似于游学，同时互相之间的结识与交流，也为日后风格的趋同化提供了依据。
在传统绘画发展到一个极限时，印象主义提出了对自然的新观念、新视觉，能捕摄客观对象瞬间的运动和光影效果，其率性而发的笔触使得油彩秀色可餐，这种在美的欣赏上属于非理性的感觉满足。所谓的学院派绘画的力量则给予思考重要地位。只有深解文艺复兴以来伟大的古典教化，才能自觉稳步地迈向大师之列，也正是因为一代代学院画家们的坚守，传统才得以流长。
现实主义的影响
霍金·索罗亚·巴斯蒂达 巴伦西亚渔夫 65×85cm
与其说3位画家是古典主义与印象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绘画，还不如说是学院派绘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呈现。当然，他们还或多或少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影响最深的当属索罗亚与佐恩。索罗亚在1885年来到巴黎，参观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展览：法国画家勒贝杰（Jules Bastien-Lepage）与德国画家门采尔（Adolf von Menzel）的展览，这两位延续了库尔贝现实主义态度和题材的画家给了年轻一代的索罗亚以新的可能，把索罗亚引向了社会写实和含有某种当时社会见证意味的改革民情风俗画，如《另一个玛格丽特》《还说鱼很贵》《不幸的遗传》等。
如实再现社会现实的题材也是佐恩一直以来所倾心的。从他在法期间的《艾沃斯的渔民》《小酿酒厂》《公共马车1号》，到回国之后反映民族、民间文化，描绘百姓生活的《仲夏之夜》《在生火房里》《在编织的戴利卡丽亚女孩》等，都是这一方向的经典之作。
关于现实题材，萨金特在1918年前往西线战场成为英国的战地画家期间，创作过唯一一幅有名的现实军事题材的作品《毒气攻击》。整幅画中有65位伤兵、19个瞎眼者走向救护站，其他人都是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等着医疗。在地平面有个足球场，正在进行比赛，远处有帐篷散落，太阳刚刚升起，似乎预设着美好的未来正要来临。这幅画达到了萨金特预期的愿望，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品。
对外光写生的实践
对于这3位学院派新型画家都注重外光写生的现象，包括对外光写生这样一种创作方式的认同与实践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据的。
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的学院派不仅延续了对西方古典绘画的具象写实方向的追求，也对美术史的演进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对于当时色彩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外光写生的创作新形式也已渗透到了学院的具体教学中。
安德斯·佐恩 在编织的戴利卡丽亚女孩 72×57cm
另一方面，浓郁的乡情和对于阳光的热诚一直是索罗亚与佐恩的生命主题。而对于索罗亚，他的故乡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充满阳光和鲜花的地方。索罗亚被称为“阳光画家”应是最恰当不过的。由于早期在摄影师安东尼·加西亚·贝蕾斯的工作室帮忙，使他对光线特别讲究。画巴伦西亚渔夫和海滩成为世纪交替之际索罗亚扬名国际的个人化的绘画语言。《捕鱼归来》《补帆》《巴伦西亚渔夫》等作品正是他绘画理想的兑现。直到1900年，即兴的写生《哈维亚水车》的诞生更是索罗亚诠释绘画的另一个新起点，也正式进入他外光创作的巅峰期。佐恩在法国8年的游学与奋斗之后，载誉而归。在20世纪之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佐恩的肖像画技艺在国际上颇负盛名，他的风俗画也异常出色。萨金特则常常利用身边的一些环境用油画或水彩来写生创作一些譬如钓鱼、划船、河边草地的休息等场景的作品。他还曾为画家保罗·贺勒画他在野外写生的情景，只有天气不好时，才会迫使他回屋去画人像。萨金特对外光与色彩的关注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再如创作于1885-1887年的《康乃馨、百合、百合、康乃馨》，就是在花园里每天花上半小时，配合小模特、天光、花丛与灯光写生完成，于1887年春天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