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良友纪录原创稿件，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为良友编辑张希。）
用陈晓卿老师的话讲，敢接长城这么大活儿的团队，着实需要着一把子勇气，才能担得起来。《长城：中国的故事》团队在拆解、打散、研磨了像《美国的故事》这样国外精良纪录片的勾回肌理后，才慢慢酿出了这部佳作。
这世上，唯有人才能去感染人，也唯有人才能去打动人。有趣的是，《长城：中国的故事》的团队穷尽了一切办法去寻找了一群小人物。
当我们讲长城史时，更多是在讲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史。由此，他们寻找的皆是与这两条线上都有链接的一个个个体，他们的生命，最好在中国历史宿命中起到过关键的作用。
《长城：中国的故事》总导演 | 梁仁红
梁仁红，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影视学院，2003年进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曾经担任央视一套《天下大观》栏目制片人。纪录片《玉石传奇》中担任总导演。
良友纪录：您能和我们谈谈您这些年来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么？
梁仁红：我经历特别简单，但都有点儿戏剧性。
1996年在杭州大学学电视新闻专业。大二高校合并后，成了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研究生，念的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剧编导方向。后来，广院成了传媒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随后合并成了中央新影集团。
我一直在科影做纪录片导演，长达13年。直到今年3月份，《长城：中国的故事》基本制作完成的时候，我才来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面的一家分公司——央视创造，开始做剧情片。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是介于体制和市场之间的，它不完全等同于台里面。所以，我们这次做的纪录片是商业纪录片。它的投资不完全来源于某一家电视台，而是来自于市场行为，发行也是一个市场行为。
所以，我更希望做一部被市场和观众所关注的纪录片。
良友纪录：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是如何规划的？
梁仁红：我们接到这个选题之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一项工作。因为长城史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两条线上的一个个个体的命运，这些小人物必须在长城史，在中国的历史宿命中起到关键作用。
而中国的这些小人物，寻找起来非常难。因为中国的大历史叙述的都是帝王将相，很少会涉及到小人物。所以，我们穷尽了一切的方法，除了到史料中去寻找这样的小人物。还有就是考古发现，甚至是一些历史传说，去找到那些能印证历史人物的故事。
虽然印证历史的人物，难免还会有一些帝王将相。但我们在叙述这些帝王将相时，我们也会尽量去寻找那些决定长城命运，甚至是大历史命运的一些瞬间，然后去放大这个瞬间去书写它。
良友纪录：我们不能说纪录片就是客观真实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分寸很难拿捏。您所追求的“电影感”的同时，还要做到有每个年代的“历史真实感”，以及“史诗感”。您是如何想到的“电影创作”的这个点？
梁仁红：首先，我要追求的是纪录片的真实感。但是纪录片的真实感，不等于真实。
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空镜头配合解说词叙述史料中记载的内容，那是真实，而不是去呈现真实感。我们要呈现的真实感，是让人感觉到历史是可以很近的，可触摸的。如果，我们要把当时的场景、人物、氛围、情绪都传达出来。那就要用到剧情的手段，也就是剧情扮演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在追求这种剧情表达方式的时候。我同时还希望它不像剧情片那样写实，让它具有一种抽离感。
于是，我们在人物的表演上面做了两点。一是不让人物说台词；二是不让人物有夸张的表演。让他们通过一种微表演、微表情，去表达人物在事件当中的情绪。另外就是大量运用升格的拍摄方式，这样我想要的史诗感就能表达出来了。
良友纪录：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拍摄过程中的难处么？
梁仁红：至于拍摄之中的难处，困难肯定会有很多。每做一个片子，都有不同的困难。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困难有两点。
一是纪实拍摄。我们要拍摄的长城，大多都修建在高山险绝之处。我们想要有比较好的光效，就要起得特别早，一遍遍地去那些地方。所以很多时候会风餐露宿，我们的摄制组甚至都要带上几个小帐篷，睡在长城脚下。
二是历史再现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真实地去还原，从战国到清代，跨度达两千年的历史。这个难度就在于要去抠服、化、道各部门的细节。但是这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经费，去全部重做那些道具服装。所以，只能尽可能地做一部分必须用到的，并符合我们自己要求的道具服装。其它的只能尽量去库里找，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良友纪录：肩扛摄影这样的拍摄方式可以模拟“真实感”么？
梁仁红：情景再现的拍摄方式里，肩扛摄影我们使用的很多。当然，我们还是有辅助的设备的，比如鱼钩，较之斯坦尼康更轻便的手持摄影设备。
在我看来，人眼的观察视角大多是非稳定性的。而当你把视角四平八稳地固定在脚架上时，你的视角会非常稳定，也许会显得冷静而客观，但是反而失去了部分真实感。
所以，我喜欢情景再现的拍摄中去采用大量的手持、肩扛摄影方式。在场面的调度上面，采用大量前景遮挡，用这种混乱中的有序感来呈现出真实。
良友纪录：在资料中，我见到了英国哈德良长城的拍摄纪录。作为一个参照系，您能否和我简单聊一聊它么？
梁仁红：当涉及到长城时，我们不时会使用一些东西方文明比较的方式。
古罗马时期，哈德良长城建造在大不列颠岛上。它的出现比中国的秦代长城晚了200年左右，它建造于中国的汉代。当时的情况是，哈德良皇帝的军队，往北打到了如今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之处。
然而，再往北，当时的蛮族，也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却很难被攻入了。由此，领地的扩张遇到了一定的障碍。于是，人们就开始建造长城来把这两种文明的方式阻隔开来。建造长城，也是一种防御的措施。从战略进攻，转换到战略防御的态度。
哈德良长城不论是从长度，还是使用年代上来讲，都非常短。它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在体量上，差很多。但是，作用上非常相似。
我们去到那儿拍摄以后，对我挺震撼的一点就是，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保护得非常好。这其间，除去哈德良长城基金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外。还有就是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加入到长城的考古工作当中去。他们会在长城上面进行巡视保护，而每一个到了长城的游客也都会自发去做保护长城本体的工作。我觉得这点，值得中国人学习。因为，现在长城保护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良友纪录：长城真的意味着兼容并包吗？难道它某种程度上，不是代表了孤立主义吗？
梁仁红：长城被建造的初衷是为了隔绝，但实际上它被使用的过程当中，却更多得承担了促进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戏剧性的事情。
每一个时代建造长城的最初目的，肯定都是因为游牧跟农耕有冲突。为了军事防御，甚至是为了军事进攻，农耕文明修建长城，把游牧文明挡在了长城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实是一种隔绝。
但是当长城建好之后，整个长城沿线就会呈现出一种和平的状态。
这种和平的状态，相当于一种新的平衡的秩序。这种秩序，反过来还会促进长城两边的人呈现出一种新的交流状态。比如说边贸会在长城沿线兴起。游牧和农耕会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长城，反而会起到促进交流的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
良友纪录：您能和我们聊一聊在长城里，才能感受到的“岁月悠长”“人迹罕至”“不知道筑城民，当年筑城民伕和戍边士卒是怎么熬下来的？”这样的词句么？
梁仁红：长城的修筑者大多是士兵和平民，他们做着的是一项长期艰苦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其间，有建筑智慧，有管理能力，但更多的还是一个个个人意志的体现。
在第二集，我们摘取了一段卡夫卡关于长城修筑的文章。其实，卡夫卡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完全是在想象中对中国长城的修筑进行了一个描述。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想象力的事情。这也说明在卡夫卡生活的那个时代，长城是欧洲人心目中古老东方文明的标志物。他对于普通民众在长城修筑当中具体情形的描述，在《长城》这个片子里是可以看见的，我们对卡夫卡的文学想象进行了一段情景再现。
《长城：中国的故事》纪录片的最后一集，讲的是现代中国人与长城之间的关系。这一集以几个小故事来体现现代中国人的长城情结。这其中，有每年都去拍摄正在消失的水下长城的水下摄影师。还有依照着老照片里的长城，去拍摄同位置同角度长城的摄影爱好者。
除此之外，我们还记录了修长城守长城人的后代，他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长城脚下。片子里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长城的关系。
在长城存在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一个个跨越长城，进行了南北方迁徙的族群。现在，他们早已融入到中国的大家庭中去了。
我们记录了一个鲜卑族人的后代，从遥远的广州到大兴安岭去寻找他鲜卑族的祖先。寻祖，实际上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与长城发生着联系。当然，最直接的联系还是重修长城的行为。我们最后一段小故事纪录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一次修旧如旧的重修长城行为。
良友纪录：任何一部片子做成，都是需要与观众有所共鸣的。如何建立这种情感的共鸣？
梁仁红：长城是一个历经了漫长岁月的惊世建筑，怎么才能让普通人与它建立起联系呢？
从具体技术的角度上，我们每一集都会记录一些片段，关于长城如何影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以此作为打通古人与今人情感的联系。
从主题的角度上，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只记录了长城这座建筑，而是记录着跟每一个中国人都相关的长城故事。记录古老的中国，如何在长城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涉及到“我们从哪儿来”的古老话题，这是跟每个中国人都相关的主题。